丁学良：“你这辈子不用买第二副镜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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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

得益于当年“云南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卓越的负责人小周和老杨的协调，我从1999-2000学年开始，直接参加由东南亚政治经济政策的头号分析师汪华林博士领带的多国专家调研团队，进入我终身难忘的奇特研究阶段（参阅丁学良：《我读天下无字书》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增订版）。

一、特别的研究领域，特别的设备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经济全球化和非传统跨境安全问题”，主要是大湄公河流域巨量人员经常越境引发的破坏生态资源、非正规的人口迁移、跨国金融活动之类，因为那时已经开始推展中国和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大政策。如果不把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拿出来供有关国家zf部门参考，许多具体项目就做不起来。《环球时报》今年2月28日综合外电报道：印度中央邦zf已经向国际刑警组织负责环境犯罪的部门寻求帮助，请求他们协助抓捕四名盗猎老虎、水獭、海龟和其他濒危野生动物的外国公民。一名匿名官员称：“我们通缉的四名嫌犯中，两人来自缅甸，两人来自中国。目前还不能公开他们的姓名，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们。”这类问题就属于我们那阶段调研的典型内容。

战时使用的德国蔡司望远镜

为了观察和收集相关的资料，我提出是不是需要购买一些专门设备，比如先进的摄像和录音器材等。那些跨境的非正规活动，多半是要遮遮掩掩进行的，因此我特别提出我需要购置一部红外线夜视镜，用于在边境地区作观察记录。

小周和老杨一听就皱眉头，说恐怕行不通，因为有些国家法规把红外线夜视镜这类器材定义为“军用设备”，不许随便携带过关。好多年后，我都感激这两位专家的劝告：2015年一位香港记者因为去泰国报道当地发生的恐怖活动对旅游业的影响，随身带着防弹夹克，在泰国这被定义为“军用设备”，于是被警方起诉，造成极大麻烦。我要是当年携带红外线夜视镜进入泰国，说不定就给关押起来了。

二、诀窍就是那三片镜片

凡是跟“军用设备”沾边的器材不能带，我只好请教科技专业的同事，有没有其它能带的？他们说有一种“弱光/微光望远镜”，它不具有任何内置的仪器，纯粹的光学设备，可以携带进别国。按照用公款购买研究设备的程序，我在香港必须邀请至少两家商业机构推荐产品和报价，然后选定最合适的，才能搞定。

两家都是专门的代理商，拿来成堆的技术文件。两家推荐的都是“蔡司”公司和“莱卡”公司的产品，都是德国原地产的。蔡司的这类产品被行家评为全球第一，可是报价太高，差不多够买一部摩托车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经费管理办公室说最好买稍低价格的吧，免得以后审计部门追究。于是我就选了莱卡公司的，价格也不便宜，五位数的。

蔡司造的军用望远镜

那家代理商拿来六部不同规格的望远镜，我挑了最专业用的那种。够重的，将近三公斤。代理商解释：这种望远镜早年设计时，是考虑为德国军官战场上用的，通体装甲。敌人机关枪对着军官扫射，他本人被打得百孔千疮，那部望远镜却没事儿；军官本人阵亡了，接替的军官仍然可以用这部望远镜指挥作战。因为有了实战中的过硬考验，莱卡公司就保持了原样的设计和工艺，我拿到手的就是这样的家伙。

临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代理商交给我一包资料，内有一张服务卡：“本产品售后30年期间，制造商保证其功能完好。若有任何属于原制造过程引致的问题，厂家免费更换。”代理商解释，这样说是为了符合有些国家消费者权益法规的要求，其实这种产品你只要不去碰撞镜头，基本上出不了问题。“我们家有部小一点的莱卡望远镜，是爷爷二战前从德国带回来的，现在还好好的。丁先生，你一生只需要买这一部，以后就不用再买了！”

这部望远镜从2000年至今，跟着我走遍大湄公河六个国家的边境地区，在异常艰险的自然条件下为我们服务。太阳升起前和落下后，在密密的原始森林边、浓浓的河谷水雾里，肉眼已经难以分辨十几公尺以外的目标，透过这部弱光/微光望远镜，却把七八百公尺之外的小物体，看得清清楚楚。它里面啥电子元件都没有，全是靠那三片镜片，两大一小，研磨出来的光学效果。眼下我住的宿舍，阳台对着一望无际的东海，夜里海上飘荡的钓鱼小船，拿着这部望远镜瞄准看，船里的人和物，一目了然。

德国军用煤油炉

“你一生只需要买这一部，以后就不用再买了！”类似的话我从德国工商业者或德国产品的使用者那里，已经听到过多次。我的安徽母校宣城中学有位杨老师，江苏高淳人。抗战胜利后从师范学校毕业当物理老师，用第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两大件”——一套毛料西装，一架德国造的军用煤油炉（专门供低级军官使用），他是单身汉，每天用它下面条煮便餐。我读初中时，杨老师还每天用它，二十多年为他服务，忠心耿耿，没出过差错。杨老师常以此教训我们：“你们现在做物理功课、毕业以后工作，都要像德国工人一样，许不得半点马虎！”2003年我去法兰克福开会，在一家专门店看到精品眼镜框，想买一副，可被它的近两千欧元的价格吓退了。店员诚恳地开导我：“先生你不要只看它价高，值！你这辈子不用买第二副镜框了！”

三、关键是“母体”层层叠叠！

现在该讲点社会科学的道道了。德国的工匠精神并不仅仅是抽象的“精神”，它的母体是一层层制度性质的毛细血管和支撑基石。其中最明显的两层，是技术专科教育体系和工厂里的学徒制。德国的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和工业大学，一百多年来培养出一代代卓越的工程师。十九世纪末受其启发，俄国也开办类似的学校，请来德国教师训练他们的工业化先驱一代。中国在1920年代中期，试图大面积引进德国的技术教育体系，十年内稍有成效，可惜被全面抗战中断了。德国的学徒制极有效，对十多岁入行的青少年每日每时传授手艺，多年下来，炼成一手绝活后，工资不低于同年龄拿到高等学位的技术员。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技术教育体系，过去二十多年里，它们绝大多数被“光荣升级”成普通的三年制四年制高校，名声好听是“升”，实际后果是“坑”——把年轻学子吸进学校，花掉学费，飘走年华，实际技能却没学到啥，即便找到工作待遇也差。

德国工匠精神的母体其制度性质的第三层，是家族企业。在去年年底普查的报道中，德国企业里的百分之九十，在西方是属于中小规模的，很多是家族型。万般手艺千种诀窍是靠着这个天然的体系传承的！长辈不敢不对晚辈传承绝活，传不下去，儿孙靠什么谋生、立业、养家、发财？晚辈不敢不尽力接过绝招，接不下来，靠什么自立、自主、当老板、搏击在国际竞争的浪涛中？德国人经常对老外们说：“我家的公司是第几第几代了，我们的规模不大，但是我们能做的产品，别人做不出来。”

德国匡特家族曾同时是宝马、戴姆勒- 奔驰等公司的股东。

家族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传承精致手艺的骨干。你看看现在西方老工业化国家那些人所皆知的顶级产品，有几样不是家族企业磨练出来的品牌？我们中国传了一千年的“烧酒/ 白酒”工艺，各地都有特色品种，可到了最近三十多年里，特色一一淡化了，因为老师傅退休了，绝活没传下来。老一代没觉得传不下来有什么痛苦不堪的揪心，新一代没觉得学不到老手艺有啥丢脸，大家都是给厂里打工的，谁会天天费心琢磨，二百年、一百年前本地的烧酒/白酒，跟邻县、邻省的烧酒/白酒有啥不一样？Who cares! （谁在乎呀！）

所以，咱们呼吁要提升中国的工匠精神，最要紧的，是要看看德国工匠精神的母体那层层叠叠的毛细血管和支撑基石。本篇评论列出了最关键的三层，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家该作何种努力，才能步步接近？（作者：丁学良；编辑：李大白、张宁；文中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于皖南农村，求学于上海高校，见习于北京中心，游学于美国东北，就业于亚太美欧。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指导、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顾问。他的英文和中文著作分别由 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他的新近著作包括《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我读天下无字书》，《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