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星宿故事之一：北斗星的故事

GUNDAM · 发表于 2009-12-15 11:13:07

2009年01月21日 15:58 《中国国家天文》

帝车

北斗七星

　　文/陈久金
　　导语：“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天上的群星为什么要参拜北斗呢？读完这篇文章你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了。中国古代的星座(古称“星宿”或“星官”)故事，就从我们最熟悉的星座——北斗星讲起。
　　北斗七星与大熊星座
　　对于中国人来说，北斗七星几乎人人认识。它分布在紫微右垣的外面，因其形状似殷周时盛酒的勺而得名。它的原本写法作“枓”，由勺和一条长长的勺把组成，用木头或铜制成。勺又称为“魁”，勺把又称为“斗柄”。它分布在北极圈外围，不停地绕北极旋转，由于靠近北极，它的位置大部分都处于地平线以上，仅在下中天附近才落入地平线以下不见。
　　北斗七星，是北极附近最明亮的星座，在七颗星中，除勺、把相接处的一颗星(天权)稍暗为3等星外，其余均为2等大星。所以看上去光彩夺目，十分显要。北斗星在希腊星座中对应为大熊座，魁四星为熊的身躯，斗柄为熊的尾巴。
　　北斗七星在中国人心目中十分重要，有着特殊的地位，其中每一个星都有它的专名，自斗口至斗尾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和摇光。
　　在开阳星旁边不远处，还有一颗被称作“辅星”的4等星。古代大气透明度好，通常观看4等星没有困难，但由于它紧邻开阳星，视力不好的人分辨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阿拉伯人称这颗星为“乘车者”，并用其作为判断士兵视力是否正常的标准。即使在现今城市灯光的影响下，视力好的人也能够判断出辅星的位置。
　　北斗星这个名称可能起源于夏商周三代。北斗星的含义，为北方星空的斗星，以示与南方有别。在南方黄道上，还有南斗星，亦称斗宿，为二十八宿之一。经研究发现，三代时盛酒的斗，与秦汉时才出现的量米之斗，在形状上是有区别的，量米之斗星，分布在天市垣中。
　　北斗星与季节星象
　　北斗星之著名，不仅是北极附近最明亮的星座，更重要的是上古定季节的三大辰之一，所以北斗又称为北辰。辰为定季节的标志，北辰即北方定季节的标志，另外两个大辰为大火星和参星。
　　相传夏代的永年历书《夏小正》载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由此可知早在夏代时就用北斗星的指向确定正月和六月。相传作于战国时代的《鶡冠子•环流》也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东。”可见战国时，人们就已利用北斗星指向东南西北，以确定春夏秋冬。
　　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天文训》则说：“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可见西汉初年已经将北斗定季节的方法，发展到以斗柄指向寅卯等十二方位，确定正月、二月等十二个月了。
　　西汉中期的《史记•天官书》则总结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言天帝坐在由北斗组成的马车上巡行四方，行一周就是一年，并由此区分出一年中的阴阳两个半年，分判出四季和五个时节，节气和太阳的行度也由此可以确定。由此可知，人们利用观测北斗星的方位，对于确定农时历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便是为什么古人那么重视北斗星的原因。
　　斗为帝车和开阳附星的故事
　　在山东武梁祠石刻壁画中，载有一幅“斗为帝车”图，在图的中央刻有北斗七星的星象，开阳星旁，并附有一颗小星。小星旁有一个长着翅膀的仙人，他显然是辅星的象征。有一个帝王模样的人，端坐在斗魁之中。其周围有若干乘着云气的仙人，在向天帝朝拜。其右方刻有一辆马车，显然是“斗为帝车”的象征。
　　在先秦文献中，我们只能见到以民族和国名组成的二十八宿星名和不成系统的少数大星名称。至《史记•天官书》，才第一次出现了以国家机构和官员命名的星官体系，以后在此基础上完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中国星座体系。很显然，武梁祠这幅“斗为帝车”图，是司马迁星官思想的典型反映。
　　在这个星官系统中，天帝是最高统帅。紫微垣就是天帝的家，它相当于帝宫的紫禁城。宫中除天帝及其家属外，还有为其服务的臣仆。太微垣是其最高行政机构，天市垣则是国家市场。按照这个星官体系，北斗就不再是盛酒的勺，而是天帝乘坐的一辆马车。它除了载着天帝巡行四方外，还有指示判断时节的功用。至于那颗象征飞翔仙人的辅星，《荆州占》曰：“辅星，丞相之象也。”《春秋纬》曰：“辅星近、明，则辅臣亲、厚；疏、小，则辅臣微弱、无道。”故这颗辅星虽然不很明亮，在古代星占家的眼里，却是用以判断皇帝的辅臣是贤良或是微弱无道的标准：辅星接近开阳星而且明亮时，为辅臣贤良；当辅星远离开阳星并且微小时，则为辅臣微弱、无道，政治不够清明。这是提示帝王需要更换大臣、改革政治之时。
　　按照星占家的意见，这颗辅星有近、明、疏、小的变化，它与开阳之间，真能发生这种变化吗？根据近现代观测研究，开阳和辅星的确是一对相互之间有物理联系的双星，它首先是意大利天文学家里奇奥利于1650年发现的，两颗星的距离为14"。后来进一步观测发现，开阳和辅星本身也都是一对分光双星。故开阳和辅星是一组聚星系统，从而位置和光度均可发生变化。由此证明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目视观测是十分精勤准确的，早在望远镜和新的探测手段出现之前，就有许多重要发现。
　　远古猪崇拜的标志——一行捉猪救王姥之子的故事
　　枓为盛酒之器，只有在发明酒之后，才会出现这个器皿，故在石器时代，人们虽然用北斗星定季节，但并不把它称为北斗星，而是称之为彘星。“彘”即猪。这一称呼，后来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人遗忘了，但终究还有线索可寻，经过近一代人的发掘研究，终究可以恢复它原有的面目。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引用唐代郑处海《明皇杂录•补遗》记载的僧一行擒纵北斗星神的故事说：
　　一行年幼的时候，家里很穷，他的邻居王姥姥，前后接济他数十金，一行常想要报答她。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一行受到玄宗的敬遇，对他言听计从。后来王姥姥的儿子杀人犯罪，在狱中正待处决，王姥姥向一行求救。一行为难地说：“姥姥要金帛，我当十倍相酬，但犯了王家王法，是难以用私情了却的。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王姥姥生气地骂道：“我认识你这个和尚又有什么用呢，亏我当初还那么帮你！”一行求她宽恕，姥姥气呼呼地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行十分愧疚，不断地想着既不违法又可以解救王姥姥之子的办法，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当时在他浑天寺里，作劳务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他找来二人，让他们腾出一间屋子，搬进一只大瓮，并给他们一个口袋，嘱咐他们从下午到黄昏时，在一个作坊院子里埋伏着，看到有东西进来，就必须一个不漏地将它们捉住。如果逃走一个就将受到鞭打。二人按计划办了，到了酉时，果然见到进来一群小猪，二人全部捕足而归。一行大喜，将其装入瓮中，用木板盖上，并用六一土封好瓮口，用朱笔写了数十个梵文字。
　　第二天早晨，宫中派人敲开一行的大门，将其召到便殿，玄宗焦急地问道：“太史官来奏，昨夜星空不见了北斗星，这是什么征兆？大师有什么解救办法吗？”一行说：“后魏时发生过荧惑(即火星)不见的事，如今发生帝车不见，这是自古未有的事。俗话说，即使匹夫匹妇之星不在其位，也将发生陨霜干旱之事。现在帝车星不见，就将对陛下不利了。但陛下的盛德终久是能感动星辰的，我们佛门讲求宽恕一切人，依臣下的意见，不如大赦天下。”玄宗听从了一行的劝告，宣布大赦天下。于是，王姥姥的儿子得到赦免。第二天傍晚，太史奏说见到北斗第一星，到第七天傍晚，北斗大星便全部再现于天空。
　　据研究，六一土就是普通泥土，仅是借用河图洛书所谓“天一生水于北与地六并。”根据五行理论，北方为水，故北斗与北方水相对应。以六一土封瓮和写上梵文字，都是为了增加神秘感，用以达到欺蒙世人的目的。
　　这个离奇的故事无疑表明猪精为北斗星之神，猪与北斗星有着对应的关系。尽管正史中的天文志和流传至今的各家星占书，均未明确记载北斗为彘星，为大猪，但《明皇杂录》所记载的这则故事，却明确的宣示出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揭示这种关系，则是当代科学史家的任务。
　　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终于弄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从考古界取得突破的，陆思贤、李迪在《天文考古通论》和冯时在《天文考古学》中，均指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三大遗址，即辽宁红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曾普遍地发现有猪崇拜和北斗崇拜的现象。有一些刻有猪形象的器物和礼器，大多与四季星象或北斗星象有关。
　　例如，出土于河姆渡遗址第四期文化层中的长方形陶钵，经碳14测年为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间，钵外壁各刻一猪，猪身上就刻有圆形星象，它反映出以猪星定季节的关系。它只能被看作当年北极星的标志。如果说河姆渡陶钵所反映的星象还不够具体，那么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猪象就更清楚了。在猪身上，明显的刻有呈斗魁形的四颗星，便是猪身应合斗魁四星的象征，斗柄则对应于长长的猪尾巴。
　　冯时则找到上古文献中“斗为彘星”的直接记载，《初学记》引《春秋说题辞》曰：“斗星，时散精为彘，四月生，应天理。”散精为彘，即其精灵为猪。猪怀孕四月而生产，这个数字对应于四季，故曰应天理。正是这句话，古代天文学家还将斗魁中的四颗小星命名为天理星。
　　《山海经•海内经》有“司彘之国”的记载，义即为观测彘星定季节的国家。这个“司彘之国”是与《山海经》中多处记载“司日月之长短”相对应的，均为定季节的方法。
　　北斗九星之谜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中，曾经指出中国上古有北斗九星之说，但由于岁差的原因，使得八九这二星退出恒显圈，这是北斗九星改为七星的原因，但他未指出八九是两颗什么星。
　　《宋史•天文志》说：“第八星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见；第九星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宋志所说的弼星，已经不见，难以评说。又曰第九星为开阳之辅星，则不明确。八九这两颗星，当在杓端之外。
　　《史记•天官书》说：“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集解引晋灼曰：“外，远北斗也，在招摇南，一名玄戈。”由《晋书•天文志》及以后的星图可知，玄戈介于摇光和招摇之间，可见《天官书》“内外”的说法有误。北斗九星的第八星为玄戈，第九星为招摇。
　　作为北斗九星指示时节的一个实证，《淮南子•时则训》有如下记载：
　　孟春之月，招摇指寅；
　　仲春之月，招摇指卯；
　　季春之月，招摇指辰；
　　……
　　季冬之月，招摇指丑。
　　《时则训》用招摇星在十二个月中不同指向来判断时节，表明了北斗九星有利用其指向判断时节的功用。《时则训》使用招摇的指向，而非玄戈或摇光的指向，可以确定第九星是招摇而不是它星。因为若使用北斗九星判断时节，不可能排除第九星而用第八星。《时则训》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招摇为北斗九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