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擦肩而过的天文学“快车”

skystar

在1月份的历史上，有几次重要的天文学发现：1月1日，意大利皮亚齐发现“谷神星”——这是第一颗被发现的小行星；1月7日，伽利略发现木星有4颗卫星；1月17日，德国天文学家恩克发现了“恩克”彗星。这三个事件分别发生在1801年、1610年和1786年。

    富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事件所跨越的年代正是西方天文学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在这个时期，曾经成绩骄人的中国天文学却“乏善可陈”。根据这类历史事件，英国学者李约瑟甚至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科技，特别是天文学领域曾一度领先的中国没有诞生出现代科学？

    “乏善可陈”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天文史学家江晓原对1610年～1801年这一阶段我国天文学成就的“第一评价”。他认为，在1月份的天文学荣誉中，以1610年的伽利略发现最为卓著——他是第一个将望远镜指向天空的人，从此之后，西方天文学便登上了一辆“快车”。几乎是在同时，望远镜作为一种机遇，也曾经出现在中国天文学的道路上。然而，我们却漫不经心地与它擦肩而过。

    天竺、阿拉伯、欧洲 外来文化三次冲击中国天文学

    在江晓原看来，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他在分析了中国几次天文学高峰的成因后指出，异族文化为中国天文学注入了活力。

    江晓原：在唐代和元代，在与天竺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中，中国天文学分别达到了高峰——具有相当的活力，有能力也有兴趣提出新的问题。

    以元代为例，掌管天文的皇家机构下属两个并列的部门：回回司天台和汉儿司天台。回回司天台由来自中亚的伊斯兰天文学家持掌，他们带来了大量的仪器和藏书。那时的阿拉伯已经经历了大翻译时代，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藏书中应该包括一些欧洲天文学的典籍。根据流传下来的藏书书目，有人猜测说，被称为“天文学圣经”的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的13卷《至大论》也可能包含在其中。

    两个分别由汉族和伊斯兰天文学家执掌的皇家天文学部门，长期处于竞争态势，催化了学科的发展。

    明代的天文学少有建树，常用的历法是元代郭守敬修编的《大统历》的翻版，而且一直延用了200多年，到了明末，这一历法已经存在相当大的累计误差。此时，在与异族文化的交流中，一个比前两次更关键的机遇摆在了中国天文学面前。

    江晓原：明末，围绕是否修订历法，朝廷内外爆发了激烈争论。就在这时，一个关键人物——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场了，而他却把这次争议看成了西方宗教敲开中国大门的机会。他向中国朝廷“炫耀”说：“我们有更精确的历法！”他还写信给罗马教廷，要他们派懂天文学的传教士来中国，以此加强宗教方面的影响。

    在朝臣徐光启的主持下，耶稣会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开始修订历法。这次修订从1629年持续到1634年，总共修订了五年。在这份被称为《崇祯历书》的新历中，几乎包含了当时西方天文学最前沿的成就和思想。

    江晓原：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当时修订历法的传教士隐瞒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但这不是事实。《崇祯历书》中的天文学，依然是相当前沿的。一方面，当时的“日心说”并不完善和精确；另一方面，《崇祯历书》采用的是改进了的“地心说”，其中包括开普勒的工作和其他天文学的前沿成果，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相去无几。

    围绕是否使用该历法，朝庭上下又争论了10年。1644年初，崇祯皇帝终于下定决心颁行新历，但李自成的义军很快就攻入北京，颁行新历也就成了虚话。

    桃树上怎能结出苹果？

    “桃树上结不出苹果”是江晓原对中国天文学道路的一个比喻，并以此质疑“李约瑟难题”。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

    江晓原：李自成进京后，尽管新历一度中断，西方宗教势力却在中国成功地站住了脚。1645年，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稍加改动就献给了清帝。新统治者很快将其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从此，皇家天文学机构——钦天监，便由以汤若望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主持。这些掌管钦天监的“洋人”，与西方世界特别是天文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本身就是优秀的天文学学者。

    曾参与《崇祯历书》修编的意大利传教士邓玉函就是一例，他与天文学泰斗伽利略同为山猫学院（意大利皇家学院的前身）院士，其学术水平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容纳了先进的天文学思想和天文学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在17世纪走上现代天文学的道路，却日趋衰落了呢？江晓原认为，从本质上分析，中国古代天文学所走的道路与现代天文学道路，根本就是两条不相通的道路。

    江晓原：和西方科学一样，西方天文学的本质是探索自然、认识自然，这种本质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经文艺复兴到现在一脉相承。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本质则是一种政治巫术，它的目的是彰显皇权的合法性——尽管在实际运作中会使用天文学知识和仪器。但历法变化只是实施巫术的工具，由《大统历》“升级”为《西洋新法历书》，这种升级与算命从用纸牌“进步”到用电脑一样，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此刻，在中国皇家天文机构扮演重要角色的传教士们其实很清楚，他们的真正角色是传教士，而不是天文学家。他们也很乐意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帮助中国的皇权继续摆弄政治巫术，并通过取悦皇家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宗教势力。

    就这样，17世纪的中国天文学上演了荒诞的一幕：一方面，我们拥有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天文学者；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

    而1610年正是西方天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伽利略在这一年首次把望远镜指向了天空。望远镜在天文学史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我把它比做一辆快车，正徒步奔走的西方天文学家在这时搭上了这辆快车。从此，西方天文学爆发出了不竭的动力，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并在此后200年间完成了由近代天文学向现代天文学的转变。

    同样的机遇摆在中国天文学者面前，甚至有说法认为中国得到望远镜的时间比伽利略更早。在比伽利略稍晚的时候，汤若望曾写过一本小书详细介绍望远镜的功用。然而，中国清代的皇家天文学机构并不使用望远镜——由于发展目标不同，当时的天文学家不会想到，也没有必要用它来放大星空。


    采访手记：

    在江晓原看来，中国天文学是一棵桃树，现代科学的成果是苹果，而“李约瑟难题”就像是在质疑“为什么这棵茂盛的桃树，没有结出苹果？”这棵桃树曾经茂盛甚至生机勃勃，但现在已经枯死，只能为后世学者提供研究素材。

    当我们追寻它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时，当我们重新审视其他年代、其他学科领域的相似经历时，科学与其他非科学因素的种种纠葛，是不是有些让人惊心动魄呢？当我们探索中国当代科学的发展道路时，是不是更应该小心翼翼呢？

卢平α

是啊,中国实在可惜.

我这儿几乎没个人好聊聊天文的!

skystar

原帖由 卢平α 于 2006-2-11 10:45 PM 发表
是啊,中国实在可惜.

我这儿几乎没个人好聊聊天文的!

看来还是网络好，可以极大的方便我们天文爱好者的信息沟通和交流。

b777200

中国天文学要急起直追啊！

skystar

奋起直追，赶超世界一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