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的盗火者——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陈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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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的基石。

　　无论是政治的动荡还是生活的困苦，无论是道路的曲折还是前途的险恶，都会像流星一样在科学家鄙视的目光中一闪而过，这就是科学精神。它蕴含着诚实、热忱、坚定、果敢、勤奋、献身、勇于探索和锲而不舍这些人类最美好的品格，就像希腊神话中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鼓舞着科学家为人类去盗取科学的火种。
　　陈建生便是位充满科学精神的我国天文学界的盗火者。

  　　选择天文学便选择了 寂寞与艰辛，僻野荒山 陪伴了他的青春借海路要冲之便的八闽之地福建，就像它拥抱海洋一样，在近现代抚育出众多胸怀高远的仁人志士。1938年，陈建生便降生在福州，聪颖的天资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扬闽人之学风，成为出类拔萃的少年学子。高中时，他在武汉大学《数学通讯》杂志发表了学术论文“圆内黄金分割”，显示出他在数理学科上的天赋。这使得他能够较早地领悟到科学精神，树立起为祖国献身科学的志向。
　　1955年，划时代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去世。1956年，国际科学界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科学界的大事：年轻的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这一切,鼓动起陈建生攀登科学高峰的翅膀。次年，他以全国高考状元的成绩进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学习。
　　1963年，陈建生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开始了他与星空为伴的生涯。
　　选择了天文学便选择了寂寞与艰辛，不仅仅因为星空是沉寂的，还因为天文观测需要纯净的天空，因此，天文台要建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野，红尘不染的宁静之地。陈建生毕业时正逢北京天文台筹建，这是命运给他的机会，使他能够作为创业者培育他的科学精神，锻造他盗火者的人生。
天文台的选址工作是对陈建生人生的第一个考验。选址需要在荒山僻野中选择不同的地点，经过起码一年的连续观测才能确定址点。于是，他和年轻的同事们背起仪器开进了深山，住帐篷，喝山泉，风餐露宿，日月相随。那时，他最爱唱《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唱着这首歌，他感到无比的自豪。
　　经过一年的观测，最后选定了台址，但在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后，被驳回了，原因那是个军事禁区。一切只好重新开始。他们开进了燕山山脉的腹地，经过更加艰难的工作，最终选定了河北兴隆县境内一座海拔960米的小山。他一生的成就就从这座孤山开始了。
　　在那个资金严重匮乏的年代，建设天文观测台不只是施工单位的事情。科学工作者为了节省科研经费，许多工作都要自己动手，这使得建台更为艰苦。荒山无路，初始只能攀登，仪器物品要雇附近老乡的毛驴驮上去，更多的精密仪器则要陈建生这样的小伙子人背肩扛。为了安装望远镜，他们即当装卸工，又当电工，还要自己调试机器。
　　没有地方住就借农民的房，没有菜就自己在山上开荒种，做饭的煤自己去拉，更为艰难的是要到半山腰挑水吃，连房子都要自己动手盖。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大家干劲很足。那时的大学生都把祖国的召唤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南。
　　在新建的天文台进行天文观测的艰苦是现在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难以想象的。燕山山脉的冬季奇冷，最低可降到零下30度。由于当时的自动化遥控技术落后，夜晚观测天象时必须在与室外同温的圆顶观测室内工作。观测室外北风呼啸，观测室内手按望远镜的把手就像个冰疙瘩，每天要连续观测十几个小时，冻得手脚生痛。荒僻的孤山、刺骨的山风和冷寂的星空陪伴陈建生度过了建台后的第一个春节。但他是愉快的，因为为科学献身的思想溶入了他的灵魂；让人类充满了敬畏与迷惘的宇宙，在他的眼中已化作一幅绚丽无比的画卷。
　　远望而不拘于细小的个性和 深邃的科学思想相碰撞， 催生出他的大视场战略构想科学家的个性往往决定着科学家一生的成就。
与陈建生交谈，总使人感觉从他的身上生发出一种坚定而高远的气质。我想，这一定是他在那座孤寂的小山上守望星空的结果。其实，在那座小山上，他一直在与星空的对视中不停顿地探索和思考。宇宙是无限的，无限的宇宙也培育了他深邃的科学思想。个性与思想的碰撞，在陈建生的脑海中便产生出了科学的火花。
　　1979年，陈建生作为中国天文界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被派往澳大利亚英澳天文台工作，其后，他又相继应邀到享誉世界的欧洲南方天文台及其他十多个国家的天文台工作、访问。他研究的课题是类星体及类星体吸收线光谱，这是当时国际天体物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因而，他也成为世界上最早涉足该领域的天文学家。
　　陈建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在国外，他目睹了发达国家大型精密昂贵的天文设备和与之伴生出的科学成果，深感祖国天文学由于经济落后而拉大的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但他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从出国之初便苦苦地思考怎样发展中国的天体物理学事业。
此刻，陈建生远望的个性发挥了作用，他将目光投入到广阔的宇宙深处。1986年，他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天文科研队伍的现状，认为我国要和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全面抗争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扬长避短，在某一个领域领先则是完全可能的。他提出，我国天文界可以以研究宇宙大范围性质或天体系统的整体性质为目的，即将大尺度、大样本、大视场作为我国天体物理学研究的战略方向，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思想，陈建生首先从改造北京天文台现有的望远镜开始。这台于上个世纪60年代引进的60/90CM施密特望远镜属中小型设备，已落后于时代，而我国天文界又无资金建造与国际匹敌的大型望远镜。陈建生的心里有本账，大样本的统计研究不依赖很大的望远镜，关键是接收系统，而接收系统的改进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
　　为了节约资金，陈建生带领课题组与美国天文界的同仁合作，利用美国的技术研制出一套CCD接收系统，然后将施密特望远镜与这套接收系统相配，最终将这套天文观测设备改造成国际上极富创新特点的大样本天体光谱巡天系统。望远镜的改造成功，将我国天文观测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所花资金仅为国际上的三分之一。
　　陈建生运用这台望远镜实践他的天文学战略思想，在类星体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始于150亿光年前的一次爆炸，宇宙中的天体像一只膨胀气球上的点，相对于其他天体远离而去。科学家发现，在天体的光谱中天体背向运动时总是向红端移动，这便是“红移”现象。陈建生用这台望远镜与同事合作，发现了一颗红移为3.33的类星体，距我们135亿光年。这是中国天文学家用中国的望远镜发现的最高红移类星体，使我国的天文学研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类星体是遥远的天体，如果距我们100亿光年，那么我们接收到的光便带有100亿光年前的宇宙信息，因此，对类星体的研究能够勾画出宇宙从早期到现在的演化过程。但是，要把混杂在观测视场内数以万计恒星当中的类星体尽可能多地分辨出来，难度非常大。陈建生运用这套大样本天体光谱巡天系统，成功地发明了一套科学方法，使混入恒星而导致的视场污染率仅为10%。这是一个在世界同类天文工作中令同行惊叹的成就。
天体物理学是深奥的，因此，陈建生众多的杰出科研成果很难在这篇短文中用通俗的语言向读者表述，但下面的故事却能生动地反映出陈建生与他的大样本天体光谱巡天系统的实力。
　　1994年2月8日，我国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其中的“夸父一号”发射后地面观测没有成功，“失踪”了。其后，我国航天部门所拥有的探测器历时七个月没有寻找到这颗星。在一次偶然与同行的交谈中，陈建生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很自信地主动应承下寻找“夸父一号”的工作。根据紫金山天文台提供的位置预报，他于同年9月9日安排了观测时间。这样的观测既要求探测器有极高的灵敏度，又要求有足够大的视场。而这一切对于大样本天体光谱巡天系统来说，宛如牛刀割鸡一般，观测开始不久便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夸父一号”，并在一个小时内两次成功地对其进行了拍摄。
　　陈建生领导的课题组在进行类星体研究的同时，还先后发现了1400多颗小行星，在世界天文台排行榜上名列第四。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陈建生将他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北京大学之星”，作为对母校的献礼。这份充满了爱心的珍贵礼物凝聚了他走进北大投身天文事业40年的艰辛；凝聚了一个科学的盗火者所拥有的崇高的科学精神。
　　 他带着科学精神走上了政坛，大视场的天文学思维 在这个新的舞台依然生机盎然一切都是命运使然。当年，著名老科学家、原中科院院长、农工党中央主席卢嘉锡极其欣赏这个福建小老乡的才华。这位耄耋老人或许想得更多更远，想到为民主党派吸纳人才，想到多党合作事业要后继有人……经过一番考察，他鼎力推荐，并于1993年介绍陈建生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
从此，陈建生多彩的人生又注入了新的内容。他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农工党北京市委会主委。由于他杰出的科学成就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在2003年初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市政协副主席。
他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变化，但他说，他永远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虽然人民赋予了他参政的权力，科学仍是他毕生的事业，他会把科学精神带到社会角色的转变中去。在他逐步走上政坛的这十年中，正如他所说的，始终是以科学的精神参政议政。更令人鼓舞的是，他在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培育的大视场思想，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依然呈现着生机。
今年，他在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上撰写的《关于加强中科院与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的建议，便体现了他大处着眼，关注全局的思维个性。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由中科院和研究型大学两部分组成，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这两部分的合作很不协调，不能充分利用我国的科学研究资源，影响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他提出了加强两部分科研力量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基础科学研究体制、财政独立立项的建议，这是有关我国科学发展全局的大手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国家科技部部长朱丽兰、中科院院长陆甬祥等数位我国科技界的权威人士在建议上签字，作为集体建议递交大会，立即引起了国务院和有关六部委的高度重视。
　　十年来，陈建生在进行他的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地参政议政，尤其在他1998年担任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以来，为完善我国教科文卫法律法规，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审查工作。他还是《科学技术普及法》领导小组的成员。
　　谈到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工作，他坦率地指出了其中存在一些不甚科学的作法。他说，我主持了农工党北京市委会的工作后才发现，各党派提提案时相互间在一种竞赛，你搞二十个，我就搞三十个，他甚至搞四十个，还要进行评比。写提案应该按照科学办事，重质量、重实效，就像科学研究一样，不可能定时定量地出成果。搞提案竞赛，看谁写得多，是不科学的，是对人民不负责任，也违背了民主党派的宗旨。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在适当的场合表达这一意见。
　　这是一次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采访，至此，陈建生的形象丰满地矗立在我的面前。它展现出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正直、无私、求真、务实、忧国忧民的品质，而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